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与路径******

　　作者：张小明（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中欧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城市风险的本质特征为“超辖区化”。城市风险并不总是内嵌于城市行政单元，它的发生地点、影响范围并不局限在固定区域，还可能超越特定的行政边界，向其他城市溢出。城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在密集的城市人流中，病原体迅速传播会加剧风险蔓延和扩散的可能性。各类自然灾害潜藏着次生性灾害威胁，容易触发更大范围的灾情，如暴雨灾害，一旦上游河流决堤，很容易引起中下游城市的洪灾。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虽发生地点和影响范围相对集中，但不妥善的处理同样也可能对其他城市造成不良影响。城市发展中涌现的新兴风险，特别是技术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具有很强的复合性、联动性和叠加性，更可能产生超越空间范围的颠覆性影响。

　　我国城市风险防控模式具有典型的“辖区性”特征。我国采取属地管理模式应对城市风险。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国家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采供血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发现本法规定的传染病疫情或者发现其他传染病暴发、流行以及突发原因不明的传染病时，应当遵循疫情报告属地管理原则。”基本法和单行法都强调了突发事件的本地负责、本地化解特征。

　　在面对“超辖区化”的城市风险挑战时，“辖区化”的属地管理防控模式难免会陷入失灵困境。一方面，它固化地引导行政人员遵循应急管理的属地思维，忽略了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权责配置与相互协作。当出现跨域风险和危机时，地方政府往往会在辖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驱动下“自扫门前雪”，片面强调本地的风险处置责任，忽视甚至搁置“共同责任区”风险问题，继而可能导致跨域风险问题的防控呈现出分散化、碎片化状态，并最终延误风险的最佳处置时机。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资源与能力难以适应跨域风险防控要求。地方政府基本形成了与属地管理模式相匹配的信息收集、报送程序以及资源调集、分配机制。当风险出现后，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而城市跨域风险超越了单一行政区域范围，发展演变趋势不确定，表现形态多变复杂，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地方政府的风险治理权限，涉及到不同应急力量的博弈与权衡，仅仅依靠某一城市的属地管理模式显然很难产生成效。

　　基于此，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极为必要。跨域，顾名思义是跨越地域界限。由于地域具有明确的区划边界性，因此，跨域实际指向的是跨越不同的行政区划；而行政区划又有各自的法定治理权限，这意味着跨域更深层的是对单一治理权的突破。当风险的潜在致灾因子、可能承灾对象超出了城市的行政区划，城市跨域风险就产生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有三种典型情境：一是潜在致灾因子超出特定行政区划范围，涉及两个甚至多个城市辖区，如河流水位暴涨会波及流经的中下游城市。二是潜在致灾因子发生在某一城市范围内，而可能的承灾对象分布广泛，如火山喷发后的火山灰顺着风向飘至其他城市。三是潜在致灾因子与可能承灾对象分别分布在不同城市区划。这三种情况都超出了单个城市的治理权限和治理能力，需要采取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的重要类别和突破。协同治理是对原有治理范式的超越和发展，它强调在尽可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通过协力合作、共同行动的方式，最大可能地维护整体利益。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不同城市主体代表着多元利益，它们需要通过博弈协商、相互协作的方式，化解区域风险问题，实现区域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最大化。因此，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是在一般性跨域风险治理的基础上，对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的更高层次追求。根据现有跨域治理模式分类，结合跨域风险治理的现实情况，可将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划分出两种类型：上级政府主导型和平行区域自发型。第一种类型强调中央政府或者共同上级政府的权威性，他们是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发起方，掌握着治理过程中的决策权和指挥权。第二种类型则出于城市主体的自发性，不同城市特别是毗邻城市，出于各自城市发展的需要和维护城市安全的利益需求而主动形成的治理模式。结合实践看，平行区域自发型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运用更为广泛。总之，突破地理空间整合应急力量进行合作应对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模式，将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趋势。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模式建构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核心是通过总体顶层设计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和体制。它囊括了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布局，同时还包括各城市共同体基于区域实践构建的治理体制、组织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职能配置和责任关系。它深刻体现了在服从中央政府关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最高指挥、协调权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跨域城市共同体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的模式特征。

　　第一，完善中央政府对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我国城市种类繁多，行政结构复杂。从城市规模看，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从行政结构看，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等。这些城市在人口规模、经济实力、政治话语权上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依靠自组织、自我协调的方式，可能会陷入组织无序、协调不通、效率低下的困境。因此，中央从顶层设计层面进行总体布局、设定规范就极为重要。近年来，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统筹布局并积极推进城市跨域协同治理，打造了一套完善的规划体系、规则体系和组织体系，为城市群地方政府进行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示范。中央政府在强调区域合作、融合互动、资源共通、服务共享等区域发展的同时，还兼顾了风险、灾害、危机的安全统筹。

　　第二，探索“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构建统一指挥、专常兼备、反应灵敏、上下联动的应急管理体制”，厘清了应急管理实践中的政府上下级关系，为风险治理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制度保障。然而，现有的治理体制高度聚焦特定行政区划内的突发事件，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跨域风险这一重要类别。基于此，有必要建立面向跨域风险的新体制，以进一步规范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实践中的权责关系，特别是不同城市领导权、指挥权的配置问题。具体地，应形成“综合协调、协同共治、属地管理”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体制。综合协调是指不同城市政府应急领导力量组成的综合性协调机构享有跨域风险治理的协调权，履行综合协调、信息汇总、应急值守的职能，发挥跨域风险治理的运转枢纽作用。协同共治是指风险的发生地城市、波及地城市政府协同参与、共同治理跨域风险问题，以谈判、商议的方式达成跨域风险治理的最优行动方案。属地管理是在坚持综合性协调机构协调作用和跨域治理共同体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延续片区责任制，辖区政府仍然是本区划范围内风险事件的第一责任人和最先响应人，负责向综合性协调机构和其他城市传输信息，在配合跨域治理共同体风险处置方针的同时，负责应急处置本区域的风险事项。

　　第三，设立“综合性协调机构”为主导的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健全的组织体系是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成效的关键力量。进行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组织体系的设计，既要兼顾中央政府在工作协调方面的权威性优势，还要尊重跨域城市政府的自主权与核心地位，并妥善适应多元风险类别的外部情境。基于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组织体系要特别注重三项内容：一是构建中央层面的跨域风险协调办公室，规划全国范围内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工作，必要时还可以由相关部门参与到城市跨域的机构体系中。二是设立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毗邻城市要主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由各地政府、应急管理相关部门主要领导人组建综合性协调组织机构，将其作为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常设机构，发挥指导、协调的核心作用，保障跨域风险治理工作的常态化、规范化运行。例如，2012年，为了应对突发性跨界水污染事故，长三角二省一市成立应急联合委员会、预警应急指挥办公室和应急专项工作组等机构，制定跨域治污的行动方案并负责领导和组织落实工作。三是设立具体风险导向的跨域协同治理办公室。在综合性协调机构内，下设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主要类别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办公室，专门对接各自领域的日常风险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确保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专业性。

　　第四，理顺各类机构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职能配置。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过程中，综合协调工作普遍面临着双重困境。一是风险的不确定性催生了城市政府差别化的风险回应态度。风险是一种未然状态，具有发生的不确定性。部分存在侥幸心理的城市管理者，往往会选择采取消极、懈怠的态度回应跨域风险事项和合作治理活动，这可能会影响到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活动的实际进展和整体成效。二是城市主体分布在不同行政区，它们各自有着独立的治理权和多样的利益需求，跨域合作需要统筹的因素多，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为了克服双重困境，有必要进一步明晰协同组织机构的职能，加强机构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对此，特别需要赋予综合性协调机构以必要的实质性权力，发挥该机构的权威作用，确立该机构的跨域风险常态化预防与治理职责：负责起草跨域风险治理协议，编制风险防控预案，研究制定风险协作的重要政策、年度计划与合作事项，并负责组织召开跨域协调会议。同时，还要明确该机构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置、风险监控、风险沟通各环节的统一领导、指挥、协调、调度职能。当出现重特大跨域风险，超出综合性协调机构的应对处置范围和能力时，中央相关机构应及时干预，对风险应对处置工作进行统一领导。

　　第五，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责任框架。清晰的权力责任体系是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工作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城市跨域协同风险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不明晰，“谁主责、谁担责”的问题有时处于模糊状态。责任关系不明晰，即便促成了跨域协同治理活动，城市主体由于缺乏刚性约束，很容易在风险的治理参与、评估沟通、响应处置过程中产生侥幸、懈怠心理。对于愿意承担责任积极作为的主体而言，也难免会存在定位不明、把握不清的困惑。因此，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应当妥善配置权责关系，构建“发生地为主、波及地为辅”的责任框架。一要建立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责任体系，建立跨域风险治理的责任清单，明晰各主体单位在跨域合作、联合治理中的权责范围，实现重大跨域风险治理发生地牵头、波及地配合的组织模式。例如，《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灾难工作纲要》将建立协同应急责任体系列为五大工作内容之一，指出要“以区域应急联动综合预案为指导，研究确定京津冀协同应对事故工作中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单位、应急队伍的工作责任，联合编制区域协同应急责任清单”。二是明确城市主体在跨域风险治理中的责任追究制度。以制定法律或者签订协议的方式，明确责任追究的主体、程序和方式。对信息上报不及时、不完全，甚至刻意隐瞒和虚报风险信息，以及不积极参与跨域联合协作，响应不及时，应急处置不配合等行为，给予严厉的责任追究和处罚。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

　　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总体顶层设计和模式体制，需要通过完善的运行机制设计来保障落实。当出现跨域风险时，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担负起单独应对风险的防控责任和能力。为此，需要通过各种制度或非制度性约束，鼓励各城市采取联合行动，维持稳定、持续和正式的合作关系。这需要重点处理好城市间三个方面的协同：一是目标协同。不同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主政官员治理理念上存在着差异，这决定了他们参与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目标偏好可能会不太一致，对跨域风险治理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别化的需求。相比于风险波及地城市，风险发生地往往有着更高的目标追求。而目标的不同又会带来城市主体行为选择的差异。因此，需要对主体目标进行调和，尽可能达成趋同状态，兼顾各城市切实需求的同时，保证目标的可操作性。二是过程协同。风险治理一头连接着常态，一头连接着应急态。因此，风险治理除了要衔接好跨区域的风险排查、联合指挥、跨域救援等全流程防控和资源供应、信息沟通等全方位保障的协同外，还要妥善处理常态与风险态转换时的协同关系。一方面，保证日常演练、风险监测、预防与风险识别、处置的高效衔接，确保跨域风险出现后，城市政府能第一时间从常态管理转换到风险处置状态，迅速调配资源进行响应。另一方面，还需关注风险应对与应急处置的协同，做好跨域应急管理的准备，以在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灾害后有充分的动员力、处置力。三是资源协同。主要是推进不同城市间应急物资、应急装备的协同，保证跨域资源供应体系完整、规范，在应急状态下能够迅速调配。

　　具体来说，城市跨域风险协同治理的运行机制设计，包括沟通机制、评估机制、利益机制、信任机制等方面。

　　首先，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风险识别、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处理以及风险监控这四个步骤中，自始至终都需要进行风险沟通。只有将风险的相关情况，包括风险来源、范围、特性、演变趋势等，传达给相关的人，包括导致风险的人、面临风险的人、需要进行风险治理的人，风险治理活动才有价值可言。跨域风险波及面广，涉及因素复杂，加上不同城市间的地理区位阻隔，信息的分布极为分散，各城市主体往往只掌握着本行政辖区范围内的风险状况，对整体风险情况缺乏判断，这会很大程度上限制风险治理后续活动的开展。因此，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是保障城市跨域风险治理良性运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依托统一信息平台，实现预警信息的常态化沟通。借助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5G等新兴技术手段，搭建现代化跨域风险信息平台，实时监测、追踪并实时共享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灾难、社会安全等传统风险和新兴技术风险领域的风险源信息，保证跨域治理共同体能够在完整的信息链条下对风险的整体态势和演变情况进行科学的研判、评估，并提醒可能涉及的毗邻城市做好风险的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工作。另一方面，完善风险治理过程中的基础信息共享，实现城市基础信息的互联互通。风险是突发事件的萌芽状态，风险治理是应急管理活动的起点。各城市的跨域风险治理活动，除了做好一般性的风险处置活动，还要共同应对重特大跨域风险转变为跨域突发事件甚至跨域危机后的管理活动。因此，城市之间还需要就应急基础信息达成充分沟通，如及时共享城市人口总量与空间分布、应急物资储备、应急队伍规模、应急技术配备等情况，以便充分识别各城市的资源储备情况，明晰区域整体的应急储备短板，以更好地进行跨域风险的协同治理。

　　其次，构建合理的评估机制。跨域风险协同治理是一项长期工程，具有时间周期上的持续性和持久性，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也不是某一次风险治理活动就能终结的。因此，及时地发现问题，针对性地改进问题，为之后的城市跨域风险治理积累有益经验就极为重要。这需要依托合理的评估机制，对治理过程中的表现、治理绩效等进行评估。在评估主体上，需要综合性协调机构、跨域城市共同体、第三方机构共同参与，形成以学术机构、专业团队等第三方机构阶段性评估为主，综合性协调机构与跨域城市共同体定期自评为辅的评估体系。在评估内容上，一是针对风险治理活动的评估。还原风险治理情境，就应急预案、治理协议的有效程度，风险预防、评估、处置工作的及时程度，资源准备、信息交流的充分程度，风险应对效率情况等主要内容进行评估和改正，更新和完善风险治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工作更加有序地开展。二是面向各参与治理主体的评估。确定综合性协调机构在跨域风险治理中领导、指挥、协调行为的有效性情况，掌握不同城市在风险协同治理各个环节的相互配合情况，了解各城市主体参与跨域风险防控中的成本投入、工作成效和责任履行情况。在评估结果的运用上，要实施明确的奖惩结合方式，加大有效经验推广力度。

　　再次，建立清晰的利益机制。对于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不同城市政府主体而言，首先需要调和、平衡的就是政府利益关系。建立利益机制是保障参与主体充分享受利益，实现利益分配最优化的重要渠道，它包括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两个部分。其中，利益共享是跨域风险治理的前提，有效的利益共享有利于维系跨域风险治理活动的稳定性、持续性。但现实中，不同城市政府参与跨域风险治理的收益是不均等的。当跨域风险被成功化解，它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风险转变为突发事件后的社会经济损失，这一潜在收益对风险发生城市体现的尤为直接和明显。而对于风险波及地城市而言，不仅获利十分受限，还不可避免地存在成本投入损耗问题，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失衡很可能会破坏城市政府参与的积极性。利益补偿机制旨在化解这一问题，它通过调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保障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帮助跨域协同治理维系长远发展。然而，具体到城市跨域风险治理领域，相关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资源补偿机制尚未成型。未来可尝试结合区域间共补和第三方激励两种渠道，丰富专项基金、资金补偿、专业人才培训、应急平台搭建等补偿方式，鼓励跨域城市共同体就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达成共识，努力实现区域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最后，构建稳定的信任机制。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过程中，各城市主体拥有平等且独立的治理权，缺乏来自治理体系和整体性治理理念对跨域协同的制度硬约束。基于此，寻求一种有效的、促进合作的软约束显得极为重要。信任机制是软约束体系的重要内容。信任的本质是承诺被兑现的程度，高水平的信任不仅能促进合作的生成，同时还能保持合作的灵活性与持续性，并降低合作成本。维系主体间的相互信任是达成城市区域内外安全合作的必要基础。为此，一方面，要积极打造跨域城市共同体自身的政府信誉，结成地区性信任联盟。大多数的城市政府在跨域风险协同治理中都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难题，这增加了它们资源投入的风险以及跨域合作的监督成本。通过鼓励政府主动守信，并在跨域合作中结成信任联盟的方式，塑造城市良好的信誉形象，营造跨域间的互信文化。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信任机制相匹配的监督机制，纵向上强化综合性协调机构对跨域城市共同体守信情况的监督，横向上实现各城市主体相互之间的联合监督。在此基础上，增加城市政府违约失信的成本和代价，以帮助增强城市跨域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守信意识和信念，促进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系。

长春担当******

　　图 经过数次改造扩建的长春站，高峰期日开行旅客列车470列，为百姓一体化出行提供了便利条件。（资料图片）

　　南湖公园是长春最早的水源地，现在是长春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资料图片）

　　今年春天，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让恢复发展势头良好的长春一度“失速”。

　　-9.9%！在上半年省会城市半年报排名中，长春GDP增速“垫底”，也是全国唯一负增长的省会城市。

　　本报调研组不久前来到长春采访，感受到的不是消沉与懊丧，而是勇毅与自信。

　　在“负增长”的背后，是富有韧性的逐步复苏：4月份经济触底、5月份逐渐回升、6月份强劲恢复，初步核算上半年长春GDP完成3073.83亿元，虽同比下降9.9%，但好于预期5.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GDP降幅收窄至3.8%，主要指标全面好转。

　　“长春全力答好‘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考卷，我们有信心答得更好！”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张志军说。

　　在东北振兴、吉林振兴的战略全局中，长春的地位极为重要，作用无可替代。吉林省委提出“一主六双”高质量发展战略明确，突出发挥长春辐射主导的“一主”作用，进一步释放长春区位、资源、产业、科技、生态、文化等多重优势。“扛起‘一主’担当，是吉林省委赋予长春的重要使命，也是长春率先突破的现实路径。”

　　任重道远须策马，风正潮平好扬帆。乘着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东风，长春高质量发展时已至、势正起、兴可待。

　　一柱擎天

　　“上一次来一汽还是9年前，这次来看了以后，感到眼前一亮，今非昔比啊！”2020年7月23日下午，正在长春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一汽集团研发总院，一路看过来，倍感欣慰。

　　一汽，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汽车产业，是长春产业布局中最耀眼的名片。

　　一组数据足以说明汽车产业和一汽对长春的重要性：2021年，长春市统计口径累计生产整车242.1万辆、销售240.2万辆，汽车产业实现产值6143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70.3%。这其中，一汽又占了“半壁江山”。“20年前我刚参加工作时，大家开玩笑说，长春市公务员的工资，有一半是一汽发的。”长春市统计局副局长汤大鹏对记者说。

　　对汽车产业在长春“一业独大”、一汽“一企独大”、产业结构单一的担忧，从没有停止过。汽车产业对于今天的长春来说，不是大不大的问题，而是强不强的问题，是能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只要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即便“一业独大”，也不妨大下去。

　　从做大到做优做强，长春对汽车产业有了新的追求。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支持一汽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全力建设世界一流汽车城。以汽开区为龙头，带动朝阳、绿园、宽城、公主岭，建设1个万亿级世界级汽车产业基地和1个千亿级世界级高端装备制造基地，汽车产量达到400万辆，轨道客车产量达到5000辆。

　　万亿级汽车产业发展蓝图正在徐徐铺展。

　　“这是红旗车？”在一汽NBD总部展厅里，酷炫的超级跑车、可爱的智能小巴、豪华的商务车打破了记者过往对红旗车“官车”“专用车”的印象。

　　在一汽红旗繁荣工厂，生产线上忙碌的“机器人”又让人近距离感受到这个超级智慧工厂的“高大上”。厂党委副书记康艳霞介绍说，工厂具备1小时生产60辆整车的能力，相当于每分钟就有一辆车下线。目前，繁荣工厂投产红旗E-QM5、全新红旗H5、红旗HQ9三款车型，预计年底前还将有3款在制在研产品实现量产。

　　统计显示，2021年一汽全年销售整车350万辆、营业收入7050亿元、利润480亿元，经济效益创“十三五”以来新高。其中，自主品牌成为增量的最大来源——红旗品牌销量突破30万辆，4年增长63倍，增速列高端品牌第一；解放品牌年销售44万辆，创造了中重卡销量全球“五连冠”。

　　“红旗”迎风招展，风景这边独好！从“国宾车”到“国民车”，“红旗”驶入千家万户。

　　汽车是供应链关联性极强的产业。长春拥有全国唯一以汽车命名的开发区，聚集了庞大的产业集群，全市拥有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11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401户，配套产值规模近1600亿元。

　　建设国际一流的汽车城，产业链、供应链上哪一环都不能成为短板。

　　长春市工信局局长赵明瑞介绍，聚焦汽车产业“弱链、断链”问题，长春大力部署“补链、强链、延链”，目前已梳理出130个项目、计划总投资1300亿元。“通过这些重大项目加快落地实施，将实现国际汽车城以城促链、以链兴城，构建起上下互动、整体连接的有机循环。”

　　作为汽车供应链的重要一环，汽车电子已成为当下汽车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突破领域之一。与一汽集团NBD总部一条马路之隔的富赛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是一家成立两年多的公司，主要产品是让汽车更“聪明”的汽车电子，涵盖智能座舱、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服务三大领域。

　　“以前一汽的汽车电子产品主要来自省外、国外的供应商，我们从今年1月开始给红旗车批量供货。”富赛公司总经理丛俊波说，公司目前正在筹建第二工厂，预计2025年销售收入将达50亿元。

　　2020年正式划归长春代管的公主岭市，正积极发挥区位优势，推进汽车零部件产业创新发展、集群发展，增强汽车配套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公主岭市委书记李洪亮一见面，就说起前一阵去江浙等地考察的感受：“看了好几家汽车配件企业，很受震撼。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如果不创新不转型，很快就会倒下。”适应长春汽车产业新发展格局，公主岭市正在推进汽配企业“腾笼换鸟”。

　　从做大到做优做强，不仅要向内使劲，努力补链强链，还要坚持扩大开放，实现强强联手。

　　30多年前，中德合资的一汽—大众开创了我国大型国有企业合资的先例，引领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对外开放。今天，长春主动拥抱汽车产业变革新浪潮，迎来了又一个开放引资的重大标志性项目——总投资358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

　　在长春新凯东大街与汽车大路交会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人来车往。项目经理闫磊介绍，总装车间正抢在入冬前上梁，预计年底便可进入设备调试安装阶段。

　　这是奥迪在中国首个专门生产纯电动汽车的生产基地，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高端新能源汽车30万辆，达产后将直接带动上下游产值3000亿元。

　　回忆项目落地的前前后后，长春汽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李轶感慨良多：“当时，外方在选择合作对象时非常慎重，提出了一个问题清单，有1200多个问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协调，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攻关，最终，长春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在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国内经济疫后复苏的大背景下，奥迪新能源汽车项目如期落地，不仅对长春是利好，对吉林发展、东北振兴都有重大的示范意义。“加快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可以释放强大动能，拉动产业发展。”吉林大学东北振兴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威认为，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要把项目建设作为有效载体和关键抓手，启动建成一批“顶梁柱”式的重大项目，发挥重大项目的牵引和支撑作用。

　　在新能源汽车新赛道上，长春落子如飞，先机在握。

　　一飞冲天

　　一箭16星！今年8月10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遥十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春长光卫星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吉林一号”高分03D09星等16颗卫星发射升空。

　　“一飞冲天”的成功并非偶然。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尽快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多元发展的产业发展格局”。对于长期“一业独大”的长春来说，新动能如何培育、产业结构如何优化，是一道绕不开的必答题。

　　对此，长春的答案是：拉长补短。“所谓‘拉长’，就是继续做大做优做强汽车业，建设1个万亿元级的汽车产业集群；所谓‘补短’，就是打造高端装备、光电信息、生物医药、农产品加工、能源、文旅等6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形成新的增长极。”长春市委政研室主任王小明介绍说。

　　走进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贾宏光一边领着记者观看“吉林一号”卫星回传的清晰地图，一边介绍：2015年10月8日，“吉林一号”光学A星发射成功，这是我国第一颗商用高分辨率遥感卫星，商业航天帷幕由此拉开。目前已有70颗卫星在运行，“十四五”末将达到138颗。

　　历经8年持续奋斗，长光卫星异军突起，建成了我国最大的商业遥感卫星系统，具备提供农林生产、环境监测、地理测绘等服务能力，是目前吉林省唯一的独角兽企业。

　　华灯初上，北国春城美轮美奂。市内一半以上的照明设施，均为长春“智造”。

　　点亮长春的是希达电子技术有限公司。这也是一家依托中科院长春光机所建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主营高密度集成三合一LED显示、大功率LED照明产品。走进公司，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块高清晰LED超大显示屏。“这款我们研发的全倒装COB幻晶系列产品，系全球首发，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希达电子董事长郑喜凤说。公司总资产由成立之初的30万元发展至逾8亿元，2021年被认定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光电信息产业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空间巨大，未来我们希望打造千亿级的光电产业集聚区，以支撑长春新兴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长春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唐继东说。

　　作为老工业基地，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重铸制造业优势，是长春有效破解结构性问题的必然选择和最优路径。

　　高铁是长春智能制造的典型代表，疾驰在祖国各地的高铁列车约四成产自长春。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时说，高铁动车体现了中国装备制造业水平，在“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方面也是“抢手货”，是一张亮丽的名片。

　　在位于长春绿园区合心镇的中车长客动车组基地，记者了解到，贵阳城际动车组项目已实现首批6列车交付；波士顿橙线、墨尔本项目正在按计划装配与走车；西安地铁16号线、深圳地铁14号线等一批重点项目生产稳步推进……2021年，中车长客作为长春装备制造业的龙头骨干企业完成产值283.3亿元，占全市装备制造业的78.5%。

　　在为北京冬奥会研发的模型车内，中车长客股份公司国家轨道客车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成涛介绍说，中车长客在行业内率先具备列车网络自主研发能力，并首次在动车组和城市轨道列车上实现自动驾驶。他说，“我们研制的中国首列新能源城际电动车组，可以在不接触电网的情况下续航超过200公里”。

　　目前，以高铁为代表的一批高端装备制造业正在长春聚集。2021年，长春高端装备制造业完成产值546.1亿元。赵明瑞表示，下一步，将围绕高端装备制造业11个产业链条、80余个产业节点，妥善解决缺链断链问题，着力提高本地配套率，持续优化产业链整体结构，做大产业规模。

　　作为国家首批认定的三个生物产业基地之一，长春是国内最大的基因药物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疫苗细胞因子产品生产基地。近年来，长春生物医药产业进入加速发展期，有望成长为又一个千亿元级产业。

　　长春高新生物医药产业园聚集了长春高新、金赛药业、百克生物、迪瑞医疗等一批领军企业。2021年，长春新区生物医药产值实现223亿元，占吉林省30%、长春市80%，在“全国生物医药园区产业竞争力排行榜”中列第10位、东北地区首位。

　　“长春新区组建以来，依托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创新优势，积极推动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探索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医药产业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长春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华景斌说。

　　2021年4月30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分包装生产的首批“长春造”新冠疫苗正式上市。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邹勇介绍，公司生产的疫苗、干扰素产品持续为全国各地疾控中心供货。今年3月份，长春出现多发疫情期间，公司实施封闭生产，全力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需要。

　　据介绍，2019年，长春生物医药产业产值150亿元；今年预计突破300亿元。到“十四五”末，预计达到1000亿元。

　　接二连三

　　工业大市长春，还是全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玉米主产区。

　　数据显示：长春有耕地2737.8万亩，辖下6个农业县（市）区都是产粮大县，其中榆树市、农安县、公主岭市稳居全国十大产粮大县前列。2021年，长春产粮1236.52万吨，同比增长6.24%，对全省粮食增产贡献率30.77%。

　　巩固和发展粮食生产优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应有之义。牢记总书记嘱托，长春以建设农业强市为目标，以现代农业城建设为抓手，在稳固一产、做强农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农安县的广袤田野里，绿油油的玉米如队列整齐的步兵方阵，一直绵延到天际。无论地形、道路怎么变化，所有田块的垄向都保持不变。“这是我们全面推广的高光效种植技术。以往垄向都随地形、道路变化而变化，什么朝向都有，现在的垄向是根据太阳光照角度来确定的。”农安县副县长周德库解释说。

　　近年来，长春市全面推广高光效种植技术，根据太阳光来向，将田地的垄向调整至磁南偏西18至20度。同时，实行宽窄行组合垄种植法，把以前单垄单行间距65厘米改成大垄双行间距170厘米，以充分利用太阳的光热，提高粮食单产。中科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测产结果显示，用高光效技术栽培的玉米，平均单产可提高15%—17%，最高可增产23.7%。

　　调研中发现，当地农业科技研究和成果推广极其活跃。在农安县华家镇毕家店，今年划出了一大片试验田，示范推广米豆间作技术，通过高秆与低秆作物搭配，形成透光通风走廊，以大幅提高光合作用效率。

　　米豆间作技术采用玉米大垄双窄行的田间布置方式，可以实现一次性播种、精量施肥，同时覆土镇压，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成本。由于套种了拥有天然固氮能力的大豆，土壤肥力可自然改善。长期定位实验表明，玉米、大豆间作在保障玉米不减产的前提下，每公顷还可产大豆2000公斤左右。

　　发挥粮食主产区和农业大市优势，近年来，以肉牛为核心的畜牧业在长春得到快速发展。

　　走进皓月集团沃金黑牛养殖示范基地，只见一幢幢标准化牛舍里，一头头大黑牛膘肥体壮、毛色锃亮。皓月集团行政综合部外事主管徐锐告诉记者，这里饲养的是采用胚胎移植等科技手段，繁育出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沃金黑牛”。沃金黑牛肉质大部分达A3以上等级，成为国内高端牛肉的代表，供不应求。皓月集团已带动20多万农户通过养牛致富增收，年出栏肉牛100万头。

　　去年初，落实吉林省“千万头肉牛”工程发展目标，长春市启动300万头肉牛产业暨“秸秆变肉”工程，力争到“十四五”末，全市肉牛养殖超过300万头，饲料化利用秸秆超过720万吨，秸秆饲料化利用率60%以上，肉牛良种化程度达98%。

　　农业不加工，等于一场空。单凭种植和养殖，显然难成农业强市。党的十八大以来，长春努力拉长产业链，加快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全面推动现代农业城建设。

　　在中粮生化能源(公主岭)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本军告诉记者，公司年加工净化玉米70万吨以上，主要产品有食用玉米淀粉、葡萄糖浆、麦芽糊精、玉米蛋白粉、玉米原油及新研发的蜡质玉米变性淀粉，成为雀巢、联合利华、蒙牛、伊利等知名企业的长期供应商。其中，蜡质玉米变性淀粉，每吨能卖1万元，附加值惊人。

　　得益于农产品加工技术的创新发展，鲜食玉米在长春已经长成大产业。仅公主岭年销售鲜食玉米就超过4亿穗，产值达14亿元，带动超5000户农民增收。

　　在公主岭农嫂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穗穗新鲜玉米棒经过清洗、塑装、蒸煮，变成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装箱发往各地。项目经理王小敏介绍，公司在真空鲜食玉米行业创造了3个“全国第一”：产量1.2亿穗，销售量全国第一；电商销售额1.25亿元，在玉米类产品中销售额全国第一；出口16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全国第一。

　　今年4月，又一块国家级“金字招牌”落地长春：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在位于公主岭市的长春农高区核心区建设现场，记者了解到，一批重点项目陆续签约，有的已进入施工阶段。其中，鸿翔种业加工厂、种业交易中心计划年内建成投产，肉牛良种繁育融合示范产业园项目年底前完成一期基础施工……

　　春色长驻

　　长春是工业之都，又是产粮大市，还是全国第一个森林城市。市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孟庆华介绍，截至2021年底，长春市建成区绿地面积20905公顷，绿化覆盖率42.1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3.13平方米，居全国乃至亚洲大城市前列。

　　经过几十年的规划建设，净月潭已建成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成为长春名副其实的都市“氧吧”。长春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孙洪健告诉记者，20多年来，历经旅游经济开发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蜕变，净月的生态特色没有丝毫减弱，在实现生态、经济、科技有机融合发展过程中，生态资源优势不断放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长春对标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挖潜增绿、提质护绿，加快生态修复，厚植生态本底，努力探索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

　　在长春市南关区，有一座建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净水厂，占地35万平方米。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供水能力的提升，2015年11月，南岭水厂不再为居民供水。何去何从？对于这块位于市中心的黄金宝地，长春市顶住诱惑，没有搞大规模商业开发，而是将其作为伊通河综合治理工程的一部分，对园内的历史遗迹和文保建筑采取“修旧如旧”的思路予以升级改造，使之与绿地、水塘、古树等生态环境融为一体，建成了一处水文化生态园。2018年10月1日正式免费开园，经过华丽变身的水厂旧址，成为市民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大屋顶、四排树、圆广场、小别墅”，这是人们对长春城市风貌的历史记忆。如今的长春，伊通河两岸绿意盎然，南北湖周边焕然一新。历史建筑与现代街市相融合，美丽雕塑与诗意园林相辉映。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间，长春市公园总数由64个增加到175个，总面积由1263公顷增加到4595公顷。园林城市名不虚传。

　　持续打好蓝天、碧水、黑土地保卫战，长春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今年截至7月31日，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92天，优良率90.6%，同比提升5.7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_2.5）浓度3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4微克/立方米。环境空气质量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同期最好水平。新凯河、饮马河等重点流域治理顺利推进。16个国考断面优良水体比例保持在50%；劣五类断面由6个降为1个，下降31.3%。

　　位于城区东北角的长春北湖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11.97平方公里。唐继东介绍说，这片区域地势低洼，工业尾水、生活污水等在此汇聚，多年来一直是城市排涝区、水灾频发区，环境质量堪忧。为此，当地投资30亿元，用了两年半时间，将其改造成一座兼具防洪、治污功能的湿地公园，在治理过程中疏通了“外河”“内湖”两大水系，实现了河湖分治、湿地修复的目标。

　　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为长春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增添了动能。由春到冬，冰雪节、消夏节、电影节、汽博会、文博会、农博会、航空展、动漫展、雕塑展等会展节庆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台”，吸引来各方宾客，拉动旅游、商贸、物流、文化等诸多产业。2021年，长春市接待游客10124.51万人次，同比增长39.88%；实现旅游收入2045.73亿元，同比增长48.08%。

　　长春是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大批优秀电影人才从这里走向全国各地。如今，长影老厂区已改建为博物馆，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依托深厚的电影文化底蕴，长春建设了国内第一家世界级电影主题娱乐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长影世纪城。以打造全球知名的影视产业集群为目标，净月高新区正在全力推进总面积达1051平方公里的长春国际影都工程建设。其中的万达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影视文旅项目。

　　北国春城春常在，绿色发展育新机。秉承新发展理念，长春市在“六城联动”总体规划中，明确了建设“双碳”示范城、文化创意城的目标。长春市委副书记赵明介绍，围绕文化旅游、影视文化、数字经济三大主导产业，我们正在加快形成点、线、面协同发展的大文旅发展格局，力争到2025年形成千亿元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带动全市旅游总收入达到3000亿元。

　　一流愿景

　　对于产业发展来说，比空气质量与生态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优良的营商环境。

　　一段时间以来，东北地区的资本、人才流失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竞争意识不强、市场化程度不高、民营经济活力不足，导致本地企业长不大、长不好，外地企业进不来、留不住。

　　从营商环境破局，是东北振兴的关键环节。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长春市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营商环境建设重要指示精神，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实现率先突破的关键一招，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建设‘东北最优、全国一流’的营商环境，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长春市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副局长刘晓茹如是说。

　　创新出台政策体系。为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近年来，一系列扶持政策在长春陆续出台。2020年出台扶持政策9条，2021年接续扶持政策15条，今年上半年再出台助企解困政策36条。两年多来，落实配套扶持资金共计8.6亿元。

　　深化政务服务改革。持续推进“一网通办”“跨省通办”等改革举措，全市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审批时限由23.4天压缩至7.9天，承诺办理时限较法定时限压缩66.4%。推行政务事项集成办理，通过“一表申请、要件共享、一窗受理、联审联办”，已实现61项主题服务事项集成化“一次办结”。

　　畅通政企沟通渠道。通过座谈会、沙龙、企业讲堂等形式，建立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参与的政企互动机制。深化“万人助万企”活动，完善营商环境监督员队伍，构建亲清政企关系微信服务群工作机制，打造全天候、扁平化、零距离的“长春助企模式”。

　　在“长春亲清政企关系微信服务群”中，赵明瑞的网名叫“服务员老赵”。采访期间，微信群时有呼叫，老赵一一回复，不厌其烦。他解释说，“我们要第一时间受理企业提出的问题，实现秒接、秒应、周办结”。一大批像“服务员老赵”这样的助企干部，坚持24小时“接单”，随时回应企业需求。

　　长春新区灵活运用国家赋予的“先行先试”政策，探索实施了一系列审批服务改革，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他们在全省率先推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对于“标准地”投资项目，实行一次性告知、一次性承诺、一次性办结的方式，全面容缺、联合审批，项目审批速度和服务效率大幅提升。

　　以“东北最优、全国一流”为追求，长春改善营商环境的成效逐渐显现：2020年成为全国营商环境提升最快的10个城市之一、网上政务服务能力提升最快的5个城市之一；2021年10月，在全国城市信用状况监测排名中，长春在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居第10位；2021年，全市市场主体数量达到130.6万户，位列东北4市之首……长春“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求人”政务服务新模式、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成效还受到国务院肯定。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长春人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近年来改善营商环境的努力初见成效，但对标“国内一流”，仍有不小差距，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政务环境为基础，以市场环境为核心，以法治环境为保障，全力打造东北领先、国内一流、对标国际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增强城市吸引力、竞争力。”长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子联表示。

　　“由于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等因素，东北地区包括长春在发展产业中经济成本较高，具有天生的劣势。”吉林省社科院副院长丁晓燕分析说，我们要正视劣势、创造优势，只有通过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才能形成“洼地效应”，促进项目、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不断聚集，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东北振兴，事关全局。今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东北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实施推进东北振兴战略，我们对东北振兴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金秋10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入实施东北振兴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新的部署。

　　11月23日，中共长春市委召开十四届四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长春振兴发展率先突破新局面的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扛起政治责任，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长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期望殷殷，征程漫漫。长春人深知，惟有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勠力同心、勇毅前行，方能不负重托，率先突破。

　　（调研组成员：张曙红、李己平、曾金华、黄俊毅、马洪超、王玥、李彦臻）